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岛内“统派”文学家的“中国意识

发布时间:2008-05-23 00:51:00|原作者:|查看:

古远清
    坚持“中国意识”
    “台北观点”由来已久。早在清朝几百年间,台北一直是台湾省的政治文化中心。这个“中心”在深层文化建构上一直没有脱离中华文化这一母体。不要说意识形态,单说台北市的街道名,不是天津路,就是广州街,不是重庆南路,就是厦门街、武昌街,简直是中国各省市的微型图。
    “台北县立文化中心”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出版过一套“北台湾文学”丛书。这里讲的“北台湾”纯属地理名词,而“台北观点”及由此衍生的“台北文学”却有意识形态因素,即“台北观点”是具有“中国意识”的观点,而“台北文学”除有李敖和柏杨的杂文、陈映真的小说、蓝博洲的报导文学、施善继的诗、吕正惠的文学评论为代表的“统派文学”外,还有前卫的“都市文学”、“文学新人类与新人类文学”、“后现代文学”。前两种文学是非“本土”的“乡土文学”,“后现代文学”也不声援“本土化”,不赞同“台独认同”,因而招致持“台独观点”,即“非台北观点”人士的批判。
    持“台北观点”的作家并没有“台北文艺”等类似的组织和刊物,也很少有作家会公开声明自己持“台北观点”,更鲜见有人自称“统派”作家,可这种作家确实存在。如原在新竹市清华大学任教、现改在淡江大学中文系工作的吕正惠教授,出生在号称民进党票仓的南部,先天就有“省籍情结”。后来他读了不少中国史书,尤其是现代中国史的各种资料,进大学中文系后又读了不少中国古代文史哲方面的书,逐渐形成了他的“中国意识”和“中国情感”。因此,他绝对说不出“我不是中国人”这种话。在1977年乡土文学大论战中,他发现曾在同一营垒中战斗的不少作家称“乡土文学”的“乡土”不是指“中国”,而是特指“台湾”,或者认为“小乡土”的台湾才是真实的存在,“大乡土”的大陆只是“虚幻符号”,他猛然觉得这种“省籍情结”正在走向反面,作为中国人的他为抵制“独派”观点,干脆加入“中国统一联盟”,成为名副其实的“统派”。
    不少作家在台湾文学定位问题上,鲜明地主张台湾文学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,他们所写的是“在台湾的中国文学”,他们本人则是“在台湾的中国作家”。作家陈映真承认自己是中国人。他不止一次地说:“台湾文学是在台湾的中国文学”。逆转前的叶石涛在1980年初也说过,“台湾文学是居住在台湾岛上的中国人建立的文学”。李敖则认为,没有单独存在的“台湾文学”。当成功大学一位教师编《台湾文学辞典》要李敖提供自传时,李敖因认为他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作家,而不是什么“台湾作家”而拒绝提供。
    反对“文化台独”
    在“统独”斗争厮杀得如火如荼的台湾,要想躲在书斋里探讨“什么是台湾文学”,用学术论文的形式宣传“台湾文学不能独立于中国文学之外”,还不如走上街头去参加反“台独”的政治运动来得更现实。吕正惠所参加的“中国统一联盟”,名誉主席为上世纪30年代的老作家胡秋原,创会主席为陈映真,吕正惠于1995年荣任该会主席。1994年8月3日,为欢迎祖国大陆海协会负责人唐树备赴台访问,毛铸伦、吕正惠组织了来自台湾北、中、南部500多位“中国统一联盟”盟员及盟友到桃园中正机场,把预先准备好的十几幅大红布条—一拉开,由吕正惠代表“统联”宣读《欢迎唐树备先生来台声明》,之后大家高呼统一和反对“台独”的口号,与“台独”派纠集来的大队人马对峙长达3小时之久,其中不少成员被“绿派”人士打得头破血流。
    在民进党实施的“绿色恐怖”下,大陆被妖魔化,谁要与内地表示友善或承认自己是“中国人”,就有可能被认为“不  忠于台湾”甚至“卖台”。不少作家、学者能够顶住这一邪说,像台湾大学外文系教授颜元叔便是出名的“统派”。他除担任“中国统一联盟”顾问外,还多方呼吁,并写文章批判“台独”。他十分不满李登辉宣扬的所谓“台湾经验”。我在1995年初次访台时,这位自称湖南人的学者对我说:“台湾有人叫嚷在大学建立‘台湾文学系’,可现在台湾连一本像样的《台湾文学史》都没出版过,倒是大陆‘南北双古’(北京古继堂、武汉古远清)出版了不少关于台湾文学的书籍”。可颜元叔的这些看法,在台湾并非人人赞同。联想到颜元叔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表的一篇以长江为题、赞扬大陆改革开放所取得成绩的文章,竟被一位“独”派教授骂为“老糊涂”、“瞎了眼”。但颜元叔仍立场坚定,又写了《向建设中国的十亿同胞致敬》,在1990年初北京的《参考消息》上连载了多天。
    “统派文学”有“左翼统派”与“右翼统派”之分。如果说台北的李敖、胡秋原、陈映真、吕正惠、颜元叔等人为“左统”,那居住在高雄的著名诗人余光中则为“右统”。“右统”在宣扬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,尤其是与所谓“脱华自主”的“文化台独”做斗争方面非常勇敢。前不久发起成立“抢救国文教育联盟”的余光中,数次和台“教育部长”杜正胜在电视上辩论。乍看起来,这是为中学教材的语言问题发生争辩,是“文言”与“方言”(闽南话)的割喉战,其实是要不要“去中国化”问题火力十足的对呛。余光中痛批社正胜“见风转舵”,由一位研究中国文学的学者蜕变为“去中国化”的政客;抨击杜将“台湾文学”定义为“台湾本地人创作的文学”是画地为牢。
    与“文学台独”斗争
    无论是“左统”还是“右统”,其论敌主要是“台独’分子。在成功大学任教的马森,曾在有关文章中认为“台湾文学”的“台湾”系地理名词,“正如‘香港文学’或‘港澳文学’一样,主要标帜的是文学的地域性”。此外,语言决定内涵:台湾作家,不管是外省籍还是本省籍的,“不论所写的地理背景是否在中国范围之内,也不论所写的人物是否是汉人,只要用的是汉语汉文,其作品自属汉语文学”,其文学当然是中国文学的一部分,正如“波兰血统的康拉德所写的非洲故事,只因所用的语言是英语,便成为英语文学的一部分了”。这种用国籍认同和语言使用来决定文学属性的看法,被”独派”评论家彭瑞金认为“是在歪曲台湾文学所建立的独立自主的目标’——这里讲的“独立”目标之一就是唾弃中文,建立脱离于中国的“台湾本土文学”。“独派”评论家的理论支撑是所谓的“本土文化”,个别人还自诩为“台湾文学本土化”的发言人。而吕正惠常常批评和质疑这种狭隘的“本土论”,希望这些人不要视大陆为“他土”,视中国文学为“外来文学”。吕正惠一再劝告台湾作家应敞开胸襟,向大陆作家学习和借鉴。吕认为,“没有中国现代文学的背景作为对照,我们不可能对台湾文学有正确和完整的认识”。另一著名学者龚鹏程同样看不惯‘本土派”的狭隘视野,批评老牌“台独”分子钟肇政主编的“前卫版’“台湾作家全集”,选用清一色“本土”作家的作品,“完全略去了外省籍文学人士之活动与贡献”。
    龚鹏程原籍江西,出生在台湾,是所谓“外省籍第二代”,但他时刻不忘自己是中国人,将大陆视为文化及历史的“原乡”。这种“中国意识”将台湾与大陆视为有机的文化整体,而不是机械的对抗的敌体。2003年,他被国民党副主席林澄枝推荐担任“世界华文作家协会’会长,而民进党推荐“深绿”人士杜正胜担任会长,结果杜正胜当选。同年,龚鹏程在台湾举办的“内蒙周”上用尊重内蒙同胞的全羊祭礼形式,向学生进行中国少数民族文化教育,而被无端加上“言论逆于教理”的罪名。之后,龚鹏程被迫辞职并改在大陆发展。
    “三陈会战”和“双陈大战”
在台北上演的“统派”和“独派”的文化论战极为壮观,最有名的要数“三陈会战”和“双陈大战”。
所谓“三陈会战”,系1995年由陈昭英、陈芳明、陈映真参与的一轮”统独”论战。论战三方以台北出版的《中外文学》和《海峡评论》为阵地,互相进行激烈的争辩。陈昭英以“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”为题,以“本土化运动”作论述对象,站在中国历史学家的角度诠释“台湾文学”的发展,很明显牵涉到了“中国”与“台湾”这类敏感话题,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和很强的挑战性,挑战对象就是建构“台湾文学”的“台独史观”。陈昭英在电视上和“独派”面对面辩论,旗帜鲜明地反对设立与“中国文学系”平行乃至凌驾于“中国文学系”之上的“台湾文学系”,反对‘本土文化”的“本土”不是指整个中国而是专指台湾。她认为,“中国文化就是台湾的本土文化。在追求本土化的过程中,台湾不仅不应抛弃中国文化,还应该好好加以维护并发扬。如果硬要切断台湾和中国文化的关系,那分割之处必是血肉模糊的”。
    陈昭英在批判“独派”陈芳明观点的同时,提出了不少理论盲点质疑“统派”领袖人物陈映真。陈映真则对陈昭英将反日、反西化和“台独”派的“本土化”相提并论提出质疑与商榷,但这“三陈”会战并不等于有第三方介入。相反,左右开弓的陈昭英仍被“独派”赠送“统派”、“大中国主义者”的身份标签,也被“统派”尊称为“不曲学以阿世”的民族主义斗士。围绕陈昭英“论台湾的本土化运动”一文所展开的论战,是乡土文学论战后极重要的一场论战。
另一论战就是“双陈会战”。陈芳明写的“台湾文学史”在第一章“台湾新文学史的建构与分期”中论述“后殖民史观”。这种史观实质是李登辉所讲的“国民党是外来政权”的文学版。陈芳明把中国与日本侵略者同等对待,离开文学大讲“复权”、“复国”,因而受到以陈映真为代表的“统派”作家的反击。这两位都是台湾较有影响的作家、评论家,均有不同的党派背景,陈芳明曾任民进党文宣部主任,被认为是“独派”理论家:陈映真则曾任“中国统一联盟”创会主席,是“统派”思想家的代表。两人的论争发表在台湾最大型的文学刊物上,还具有短兵相接的特点。
和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生的乡土文学大论战一样,这是一场以文学为名的意识形态前哨战。“双陈”争论的不是台湾文学史应如何编写、如何分期这种纯学术问题,而是争论台湾到底属何种社会性质、台湾应朝统一方向还是走“台独”路线这类政治上的大是大非问题,是进入21世纪后最具规模、影响极为深远的文坛上的统、“独”两派之争。